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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吴宇森先生一直想拍爱情题材的影片。他一生最中意的电影有两部:一部是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《独行杀手》。《英雄本色》中,周润发风衣墨镜,时而翩翩起舞,时而杀气腾腾,那扔下报纸面无表情走过天桥的一幕,正是吴宇森向梅尔维尔镜头里的阿兰·德龙致敬。另一部是《日瓦戈医生》,由苏联小说改编成的电影。讲十月革命前后,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,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相爱,最终仍不免分手的故事。对吴宇森而言,这样的爱情是终极浪漫。
  
  在结婚将近40年的时候,吴宇森想拍一封写给太太的情书,因此有了《太平轮》。
  
  一
  
  2011年,太太牛春龙最早发现吴宇森脖子右边肿起来一块。其时《太平轮》刚刚开始筹备,剧组搭好了景,吴宇森正要带队前往台湾看外景、挑演员。直到10月,吴宇森觉得耳朵不舒服,才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,是淋巴癌第三期。牛春龙觉得,一开始吴宇森精神上根本不愿意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。吴宇森也说:“那个时候我唯一紧张的事情就是我还能不能继续拍戏。”
  
  肉体先于精神开始面对痛苦是在两次化疗后。2012年1月去美国手术的时候,吴宇森已经虚弱到只能坐轮椅离境。
  
  切除癌细胞的手术需要在吴宇森鼻腔里插根管子,第一次没插对,一直插进了胃里,照X光时,医生发现吴宇森的脾脏和周围脏器太近,管子根本不能插,插进去人就不行了。最后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开刀,然后再把管子插进去,前前后后一共动了4次手术。
  
  回忆病中的丈夫,牛春龙说:“他整个口腔都溃烂了,医生让我用棉花棒蘸着药往他嘴里抹,结果他的嘴一张开,我都不知道要抹哪里……”
  
  2012年手术后,吴宇森又进行了6次化疗。期间让他心情最恶劣的一次是,一起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张家振带着副导演来看他,告诉他《太平轮》项目暂停。
  
  这是漫长的一年,而《太平轮》成了某种类似于求生意志的东西: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敢去想象有限的未来。化疗与手术结束后,他重回剧组,从开机到结束一共拍了260多天。
  
  《太平轮》投资超过4亿人民币,是小马奔腾乃至华语电影在2014年的最大手笔。2014年12月2日《太平轮(上)》上映,当天,吴宇森带队在台北做宣传。晚上吃饭时,他问出品方负责宣传统筹的孙雪,票房怎么样。孙雪正在吃饺子,犹豫了一下,答,2700万。
  
  二
  
  这并不是吴宇森第一次遭遇挫败。
  
  1973年,吴宇森进入张彻的片场,从场记做起。张彻很喜欢吴宇森,他勤奋、聪明,不多言语。
  
  3年后,他已经专心地在香港帮嘉禾公司炮制“笑弹”。他对创作相当狂热,牛春龙记得两人去夏威夷度蜜月,只待了一晚,吴宇森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回香港——他在来时的飞机上想到了一个剧本,说要立即回去写出来。这部戏是后来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的动作喜剧片《发钱寒》。但三四年后,吴宇森执导的同类喜剧片的卖座能力渐渐下降,票房与评论均不令人满意。
  
  吴宇森从嘉禾转投新艺城电影公司,希望能拍不同类型的电影,未料后者对他的能力并不认可,吴宇森被放逐台湾。
  
  落魄岁月,徐克救了他。1986年,由吴宇森导演、徐克监制并出品的《英雄本色》大获全胜,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。
  
  可失败很快又到来。1990年,《喋血街头》令吴宇森惨遭滑铁卢,而前一年他刚凭《喋血双雄》横扫票房,并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与最佳编剧奖。金公主电影公司老板伍兆灿欣赏吴宇森,为《喋血街头》砸下2800万,最终仅收回400万。
  
  吴宇森至今还记得那场尴尬的首映礼。他们包下会议中心两个大厅,结果,“片子放了不到10分钟,有人出去抽烟了,有人去上厕所了,都不回来了”。吴宇森回忆,他找到伍兆灿说:“抱歉,灿叔,我让你赔钱了,我一定帮你赚回来。”而伍兆灿握着吴宇森的手说:“导演,没关系,钱可以随时赚回来,这是你拍戏以来最好的一部戏。”
  
  第二年,吴宇森用两个月写剧本,随后完成摄制的《纵横四海》大获成功,为伍兆灿赚回3300万。
  
  三
  
  在人生起伏中,朋友间彼此帮扶的情义成为吴宇森最愿意讲述的人生往事。比如得到他高度评价的与姜大卫的友情。20世纪70年代初,他们相识于导演张彻的片场,姜大卫曾回忆:“John(吴宇森)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时髦的。那时
  
  候他头发很长,经常抽蓝色盒的法国烟,又喜欢喝酒,我们都以为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。原来不是!他只是喜欢抽法国烟、饮法国酒又喜欢看法国电影而已。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外号,唤他‘法国飞’。”
  
  姜大卫当时已是巨星,吴宇森则是尚处微时、连邵氏宿舍都没有资格住的小场记。吴宇森回忆当年:“他(姜大卫)重情重义,不但把宿舍让给我,还让我没钱的时候就去找他,他总是用个竹筒装钱,我想借钱,话都不必多说,他就哗一下把里面的钱全倒给我。”
  
  另一位是徐克,由其监制并出品的《英雄本色》是吴宇森的人生转折点。作为回报,吴宇森加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,成为签约导演。但这样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,1989年,在拍完《喋血双雄》后,吴宇森离开徐克工作室,并拉走了时任工作室总经理的张家振做自己的制片人。由于当事人的沉默,“徐吴散伙”的原因很长时间里都不为外人所知。
  
  10年后吴宇森在《志云饭局》里谈起徐克,第一次承认当时拍摄《英雄本色2》时两人因为创作理念不同而分开。
  
  四
  
  在香港拍片的后期,对自己作品强烈的控制欲让吴宇森时常处于愤怒之中。
  
  吴宇森曾对他的传记作者、香港作家黄晓红透露:“我觉得做一个导演,就应该有做导演的尊严。我的每部作品,只有我自己最明白,所以不论是剪辑、配音,我都要亲力亲为。曾经有一位意见极多的制片人,总向公司说我的片应该这样剪那样剪,几乎要接管我的剪辑权。我气极了,一口气跑到他的办公室,拉起一把椅子就扔过去……那时候我也真够凶的,扔完就回到剪辑室去,手拿一根长棍,比棒球棍还要粗一点,站在门口说,任何人未经我的同意,都不得剪我的片,谁敢剪我的片,我就打谁!”
  
  吴宇森的“御用”剪辑胡大为也讲过一段往事,佐证了吴宇森在剪辑方面的偏执。吴宇森喜欢坐在剪辑室里,一边旁观一边技痒,同时也不好意思当着剪辑师的面提出自己剪片的要求。胡大为回忆:“记得吴宇森有次说,喂,请你吃雪糕好吗?这样吧,你负责去买……我买完回来,看到他已经坐在那里剪片子了,我之前剪掉的20分钟,他竟然又接回去了。”
  
  吴宇森是华人导演闯入好莱坞的第一人,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,他首先要跨过的障碍是语言。与其同赴好莱坞的老搭档张家振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起,早在赴巴黎拍《纵横四海》时,就有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人邀吴宇森去洛杉矶见面,对方诚挚又客气,说看过他的许多电影,希望邀他到好莱坞拍戏,不知导演对此是否有兴趣。“吴宇森当时望一望地上,对他说No。大家一听,都傻了,不知道该如何反应,很尴尬。那人就说,那真不好意思,下次再合作吧。我们那么山长水远地由巴黎飞到洛杉矶开这个会,谁知道只花两分钟就结束了。我很愤怒,就问John,为什么要说No?他说对方讲话那么快,他根本就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,他想只有两个选择,不是Yes便是No,便选了No,因为这样说比较稳妥。”
  
  到好莱坞初期,拍摄现场需要翻译。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《终极标靶》,当时,男主角尚格云顿非常大牌,要和吴宇森平分剪辑权;后来拍《变脸》时,现场效果不对,每加拍一场戏,吴宇森都得自己贴钱。这些困难,他们都挺过来了。
  
  张家振说:“我很佩服他,他非常用功,后来在台上用英文演讲都没问题了。”《变脸》大卖,《碟中谍2》当年全球票房第一,因为后者,吴宇森甚至成为好莱坞为数不多的“拥有最终剪辑权”的导演。
  
  吴宇森和张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,更自由了,当然也不缺钱,所以当吴宇森跟张家振提出他要回中国拍电影时,张家振根本没当真。2003年,张家振发现吴宇森在他好莱坞的家里看的是央视的节目。吴宇森说,他发现中国在进步,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发型、服装,讲话的风度一年一个变化。他说,他想拍三国,拍三国就得去大陆。
  
  五
  
  2007年吴宇森正在拍《赤壁》,张家振在上海碰到王蕙玲,两人商量要写一个关于太平轮沉船的剧本。结果《太平轮》成为吴宇森所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,不是由于风格的转换,而是由于疾病的突如其来。
  
  2011年的圣诞节,吴宇森一家是在台北医院病房里过的。3个孩子从美国飞回来,二女儿吴飞霞买了很多彩灯,把病房扮成办派对的感觉。吴宇森突然意识到,30年来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,一天睡12个小时,无聊到盯着窗外的树看,发现一棵树也能长得如此漂亮。孩子们都在陪他、照顾他,他躺着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话,发现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听孩子们讲话超过10分钟。
  
  孩子们还偷偷地进行了分工:大女儿尚方负责和医生联络,敲定每次治疗的时间,帮他填写各种天书般的表格;二女儿飞霞负责买药、取药,换洗床单,兼当厨师、秘书、司机,不知疲倦,如同侠女一般;小儿子义方每天下班后,给他讲笑话,帮他换药,天气好的时候还推他到院子里,为他理发。那时,他才知道:义方在他打工的那家咖啡店,刚刚升了副经理;尚方在教小孩子们念书;飞霞有个电影梦,不好意思跟他说,他差点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。
  
  “我才明白,她(指太太)把他们教养得很好。”吴宇森说。
  
  “吴先生大概以为小孩子是不用教的,天生就可以自己长好。”太太牛春龙开玩笑地说。如今,她为3个儿女感到自豪,她把他们教得懂规矩、勤勉,自食其力。她说:“从小,我就告诉他们,不要跟人家说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我不要我的小孩有(名声)这个便利,会傲慢。”
  
  在采访中,吴宇森谈到了爱情。他说:“爱情,时间长了,会融化在生活里,但你要对她存有一份欣赏,要经常想起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她。”
  
  吴宇森回忆起与太太初见的时刻。1974年,22岁的牛春龙来到张彻的片场学编剧,吴宇森则是张彻的副导演,正跟着张彻学拍“新武侠”片。“我当时是文艺青年,”吴宇森笑着说,“一看到她,飘着长头发,很纯朴,很天真,又活泼,就已经非常喜欢了。”
  
  第一次约会两人去喝茶,聊起文学,他看到她手指上的红色指甲油,突然想起电影《雌雄大盗》里的场景,沃伦·比蒂故作自信地对费·唐娜薇说:“我不喜欢你的发型,可不可以改一改?”他也顺势演了一把大男子主义,对牛春龙说:“我不喜欢女生涂指甲油,可不可以改一改?”
  
  “第二次见面,她先是把手藏起来,我们聊到差不多的时候,她忽然把两只手伸上来了,我一看,没有指甲油。”他被她的这个动作俘获了,他觉得她如此可爱,如此可爱地包容了他的幼稚。“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爱情。”吴宇森说。
  
  癌症并没令吴宇森远离电影,在病况不明的那段时间,有一天,他在家里看了一部美国影片。影片拍得很差,吴宇森突然感到一阵恐惧,如果就这样走了,他会非常遗憾。“我想我还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,了解这个社会,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感情。”吴宇森说。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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