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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征中的领袖夫人们
 
作者:吴东峰
  
  毛泽东夫人
  
 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丈夫一道行军。当时红军规定极严,夫妇不能在一起。贺子珍由于怀孕,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,只有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可与丈夫见面,而这种休整在长征初期是极少的。从井冈山时期开始,“星期六晚上见面”的规定一直执行。若遇丈夫有病,妻子需要照顾丈夫,则可以例外。除此之外,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  
  刚过赤水河之后的一天晚上,在赤水河渡口附近,贺子珍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生下一个女孩,这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。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,毛和红军总部凌晨4时就要撤离,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,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。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,也没来得及起个名字,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,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。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女孩的下落。
  
  贺子珍生完孩子后,又回到休养连。当她所在的队伍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,遇到了敌人的空袭。“快!”贺子珍喊道,“快把伤员隐蔽起来。”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,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,投下了一串小炸弹,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。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。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,他是团政委钟赤兵。当飞机返回再次攻击时,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,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17处负伤,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,她倒在血泊中。贺子珍一连昏迷了好几天,醒来后,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:“他很忙,我不想让他操心。”贺子珍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。医生不同意,用担架抬着她上路,有时走到难行之处,就背着她走。
  
  军中女杰
  
 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,即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。长征中,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。因为康克清是战士、优秀的射击手,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。有时她还肩扛三四支步枪,以帮助劳累的战士。像大多数妇女一样,她分到了一匹马,但她很少骑,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。
  
  杨定华著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详细介绍了康克清在长征中的情景。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的康克清,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。不仅背着手枪、皮包、军用地图、粮食等物,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。她身体雄伟,能吃苦,堪称军中女杰。在后河岸边,杨定华曾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,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的命令。长征结束后,康克清曾对海伦·斯诺说,长征并不十分艰难,“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”。
  
  红军一路上不时停下来,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上的青稞。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,随军工作的妇女也参加割麦劳动。康克清肩上背着枪和背包,手不停地挥动镰刀,丝毫不比丈夫逊色。
  
  邓颖超与蔡畅
  
 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时,邓颖超正在患病。河阔十丈,深达三尺,部队都停滞于河边,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。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,她喘息着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道:“河水深到什么程度?”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不要紧,没有关系。”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:“同志们,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,不要沾湿了衣服呀,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。”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,提高了渡河的勇气。
  
  长征中,蔡畅身着红军制服,脚蹬草鞋,腰带上挂着手枪,风姿绰约。红军战士看到她齐声喊:“大姐,给我们唱支歌吧!”蔡畅笑着问:“唱什么呢?”“唱《马赛曲》。”蔡畅回答:“好吧!别喊了,我给你们唱。”杨定华回忆说,当时虽然听不懂歌词,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。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。正如李伯钊所说,她意志坚强,给她备了一匹马,但她很少骑,而是让给伤病员骑。那时她24岁,身材纤瘦,但她不仅翻越了南方的五岭,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,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。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“精神食粮”。
  
  草地婴儿
  
 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漂亮妻子蹇先佛怀孕并将临产了。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。7月初,正过草地的红军官兵专门为她围出3米见方的一块小天地,四面的“墙”约有一米五高。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。萧克回忆道:“当时生得还相当顺利。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。”孩子成了有名的“草地婴儿”,她和孩子平安到达延安。1936年底,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,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,据说当地老乡死了一万余人。
  
  张琴秋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,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政委,他们生过一个孩子,留下来给了别人。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(凯丰)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,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。红九军军长罗炳辉的妻子张明秀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,她自幼缠足,用一双小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,比男人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。她也怀了孕,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。
  
  1933年与李德结婚的肖月华,长得并不漂亮,但贤惠壮实,在长征中成了李德的“随征夫人”。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,他们一直住在一起。长征开始后,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,被送往休养连。肖月华和李德都不识时务,他们不仅自己吵架,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。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费神费力,平息风波,但都无济于事。肖月华随李德到延安后生了个儿子,长得挺黑,毛泽东开玩笑说:“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。”
  
  战地婚姻
  
  女红军危秀英回忆说,长征途中,她与一位年轻战士趟水过河时,竟引起战士的惊慌。那位战士喊道:“你受伤了吗?”危秀英马上意识到,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,但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。据傅连暲大夫估计,红军中约54%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,90%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。
  
  红军开始长征前夕,刘英只有26岁,不到一米五高,娇小瘦弱,双眼奇大,如“洋娃娃”。海伦·斯诺曾言:“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。”后来刘英与洛甫结婚时,亦如是说。长征途中,男女红军有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。刘英(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)说,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,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。“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,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,我们都不脱衣服。敌人离得那么近,我们又是那么累。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,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。”
  
  1935年6月中旬,红一、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,刘伯承与汪荣华在会师中相识。1936年9月,两人在甘南休整期间结婚,地点在成县境内清源河畔的曲子镇,婚礼极为简朴。刘与汪婚后不到一周,在行军途中遇敌机空袭,两人刚卧倒,一炸弹于身边爆炸,刘臀部负伤,汪小腿亦负伤。当时汪见刘伤重,心中焦急,刘安慰她说:“负伤没啥,革命哪有不流血的!”
  
  李坚真在长征中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指导员,此外尚有许多女医生及无线电台的女话务员,都与一般战士同甘共苦,行起军来疾走如飞。但在后河岸边,却有个别女红军不得不求援于男人,牵着手才敢渡河。据她们说,这是破题儿第一次。她们从来不甘落于人后,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。
  
  两性问题
  
  第二次过雪山时,文工团的同志在行军路上为红军士兵鼓动唱歌,上级指挥科有个同志喊:“迫击炮,再来一个!”引起了许多人咯咯大笑,也引起了文工团同志的反感,特别是女同志觉得是侮辱她们。老红军任荣回忆说,当晚,此事反映到刘伯承校长那里。第二天早晨出发前,全校集合,刘校长讲话:昨天,有同志对文工团的女同志喊侮辱性的口号,什么“迫击炮,再来一个!”这是错误的,是轻视和侮辱女同志的言论,是粗鲁野蛮的表现。当然说错话的人不一定是有意反对女同志,但起码是大男子主义,不尊重女同志。红军大学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对女同志不尊重的事。
  
 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告诉笔者,长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,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少数人,伙同几个彩号(伤兵),闯进工兵营(运输营)住所,图谋不轨。林月琴当时任工兵营营长,她果断向女兵们下令:“把他们轰出去!”红军女战士们奋起自卫,一时间,运送的物资、彩号的拐杖都成了武器,结果,那些家伙被打跑了。张国焘闻此事不悦说:“这还了得。”但他还是借此事,下令撤消了林月琴营长职务。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,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。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,当然,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。1936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·斯诺,在长征初期,确有强奸的问题。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,这种现象得以控制。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。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。
  
  摘自《同舟共进》文/吴东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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